文珍

9月5日,作家文珍凭借《刺猬,刺猬》获得了“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奖主奖。这篇小说被收入文珍最新的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中,是文珍首次直面原生家庭,以女性视角去讲述那些生活缝隙里的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

《夜的女采摘员》中有乌鸦、刺猬、寄居蟹,甚至鬼魂,当然也有文珍惯常处理的现实主义题材,只是套用了精怪或者动物的题目。总而言之题材更多样,不同篇目也受到了不同读者的喜爱。她在后记里写:这次终于不再害怕被对号入座。这是一些更轻盈、也更自由的叙事。但同时,处理的题材未尝不沉重,不现实。以轻写重,这也许是她最新的文学尝试。

《刺猬,刺猬》可能契合了某种大家对善良的需求

《夜的女采摘员》中有我自己更偏爱的作品,但我想,为什么《刺猬,刺猬》这一篇会在近百篇参选作品里被挑出来呢,可能是它契合了某种大家对善良的需求,因为主角就是一个很“圣母”的妈妈。但是我自己有一点不满足的是,有可能这善良中间也有一些被隐藏起来的不那么光明的部分,这个有机会我将来会在新书里去表达。

我以前写的更多的是爱情或友情,很少写到家庭。但其实对于家庭,我们每个人掌握的材料都特别多,所以其实要做的更多是删除的工作,就是到底选择哪个篇章,哪一面来进入,材料差不多,从不同角度写一个故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说中有一些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比如说老鼠衔米吃的故事,这种特别具体的细节可能是没办法虚构的。这篇获奖,对我来说感受尤其复杂,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题材这么写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但之后的长篇肯定会更多地面临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问题,我还是想根据自己到时候的节奏和想法去写,而不大可能再重复这个“母女和解”的温情主题。

妈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我写了十几年小说,几乎没有正面写过她。我跟她的关系很复杂,小时候觉得她是我的偶像,但在漫长的青春期中,我渐渐不那么崇拜她,甚至开始一点点否定她,我们整天吵架,她做什么事我都看不顺眼。过了几年,才又重新开始看待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后来发现我很多地方很像她,这是我竭力想要摆脱,但没有成功的。到今天当然又更理解父母一点了,比如说我的诗集里边也有一篇是写给我爸爸的,然后散文集《三四越界》里也写到父母,慢慢可以开始处理家庭题材。

在诗集《鲸鱼破冰》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人问我,你写了那首诗之后,你跟你爸关系变好了吗?我说并没有,因为他没有读。大概率他可能一生都不会读到。而且就算是我跟他直接说,他也未必理解,何况是读一首诗。我可以对他更好更孝顺,周到地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很多思想情感方面的共识,我觉得没有办法强求。

我只是一个看上去“容易被打断”的写作者

《夜的女采摘员》里每个故事都有离我很近的部分,当然也有很远的,属于他人的经验。比如说第一篇《小孩小孩》,我虽然在城市长大,但确实也去过很多农村,写的时候会想象我是主角小林,而如果我是小林,肯定也会设法照顾一个远方亲戚家的孩子。十八九岁时,妈妈和她的同事们有一次出差带上我,在宾馆里就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服务员突然敲开门跟我说她的故事,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我拥有一种让人产生倾诉欲的能力,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很容易对我放下戒心,所以我确实也知道很多他人的故事。这些都可能有一天成为小说的素材。

小说家都很会移花接木,但这不代表他写的场景没有真实感,而需要大量真实细节作为虚构的砖石。我本来打算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去意大利,因为有篇小说的一部分场景设在了意大利,可是我从来没去过,即便看上去那部分已经完成了,可只要我一天没真正见过佛罗伦萨和普拉托的声色光影,没见过那里的建筑,没在异国他乡的陌生人群中待过,总觉得不那么确定,所以我一直无法完成这篇小说。

写《寄居蟹》也是一样。因为里面写到“大神”,我去过两次三和人才市场,虽然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地名叫“五隅”。我不光去了招工大厅和若干个小的招工房间,看了很久墙上的招贴,还去了附近的网吧转了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想,如果我是一个进城务工者,身无长物,没有一技傍身,甚至连身份证都糊里糊涂卖掉了,有上顿没下顿,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确实是属于体验派的写作者,对推演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不感兴趣,大概也没这个能力。

我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打断的,状态不那么稳定的写作者。 比如本科我是读金融的,不是我真正喜欢的专业,所以就天天在BBS上写东西。可是在北大读文学研究与创作的研究生时,因为每个人都仿佛期待你写,在这样一种被围观的感觉中反而不怎么写了,开始更多地看书。毕业后,去了出版社工作,成了一个普通的职场新人,才又开始恢复写作的习惯。

这也许算是我以写作为志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瓶颈。而第二个瓶颈,就是2013到2015年接连开始获文学奖以后。获奖这件事当然是件好事,但也会改变一个人身处的小环境的重力场。首先自己可能会骄傲,可能会比以前容易把得到的荣誉视作理所应当,没得到就有点失落。也就是说,有了得失心。但同时心底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要表现得更好。这样压力就开始越来越大,所以2015年开始小说写得少了,到2016年更加写了一整年的散文专栏。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每次遇到障碍,就会去做点别的事情,一旦转移了注意力,不知不觉这个瓶颈也就打破了。比如说最近也许又是一个新的瓶颈期,可能有三四个月没有写小说了,一直在看书,看学术方面的书。但我想,不断停下来反思也许是好事。一直停不下来反而很危险。

女性可以是一个观看者,更可以是一个故事的收集采摘者

前几年我也不怎么喜欢被强调成女作家,和很多人一样,会觉得写作为什么还分男女呢?就好像有一个奥运会,有一个冬奥会,还有一个残奥会。但是这次新书出版,我却特意在书名中加上了一个“女”字。因为我逐渐接受了这件事情,接受了我是作为一个女性来写作。我甚至觉得女作家在这个时代可以表现得更出色更长久。

当时编辑说你确定一定要叫“夜的女采摘员”吗?我说确定,因为这本书里面很多故事是以女性视角写的。“女”字不代表我要以此为博取关注的点,比如说以前的“美女作家”,仿佛女性永远是一个被观看的他者。现在女性也可以是一个观看者,更是一个故事的收集采摘者,而且我确定自己是在借助女性身份在选择、判断和重述,从一个女性角度去理解,也不是说不愿意理解男性,但性别存在其实是天然内化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的,想否认想摆脱也不可能。首先要接受自己是女性并加以反思,写作才有可能成为通往对岸的一个桥梁。

我一路发展相对顺利,高中还当过学霸,所以一开始是不太能意识到性别是个问题。但到了一定年龄后,我逐渐发现女性在同等条件下遇到的障碍会多一些。我的幸运或者天真之处,可能在于我一直不认为这些不公平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始终相信凭借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后的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我们之后的女孩子可能会受到更公平的待遇。

我写诗其实早于写小说许多年,只是很少发表。就像之前说到的,这可能是了解自己性格之后的逃避之路:实在写不出小说的时候,我还可以写诗。这同样会面对生命的真实,而且同样是一种文字操练。后来又找了一个新的自救方式,就是散文。也许活到一定的年纪,大家都有无数方式来解救自己的精神危机吧。对我来说,最有用的始终都是写作,不管写什么体裁。

当然偶尔我也画画。我学过几年油画,之所以是油画而不是其他画种,因为喜欢画人的脸,觉得一个人的面孔可以流露出最真实的灵魂,而油画最适合处理肖像。美术和文学一样,都属于形象思维,这两者是相通的。创作规律也可以互相佐证。

我写作主要的动因,就是希望表达对世界、对人类的情感。画画也差不多,但当然还是写比画更好一点。即便我是一个容易被打断的写作者,但事实上对我而言,写作这件事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有时很久不写,也可能是一直在脑海里写。我也有很多抽屉里的东西没发表过。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我慢慢长成了另一个人,重读可能会成为当时自己的朋友,也可能会感到诧异。但无论如何,我感激写作。

对我而言,写作是刚需,但是发表和出版不是。当然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乃至被催促出书也是很温暖的,知道自己写过的文字真的抵达过一些具体可感的灵魂,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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